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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教授石磊访谈 清理兼职权力退出市场

发布日期:2022-05-14 04:4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导,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石磊,日前就清理官员兼职接受本报采访。石磊教授专事政治经济学研究,关注制度演进。

  石磊教授认为,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等导致的腐败由来已久,中央也曾三令五申严加制止,但都出现过反弹。此次清理,正逢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,权力恰当退出市场,对于市场经济体系、加强执政党的法制建设意义重大。

  《21世纪》:在浙江一些地方,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政府就曾派遣党政干部到企业挂职,兼任企业副总经理之类的职务,对这些企业的成长和地方经济增长都起过积极作用,而不久前官员到企业兼职又被一些地方政府明文提倡。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何在,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有何利弊?

  石磊: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,官商结合所导致的权力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加严重,至于在经济方面带来增长是不用怀疑的——因为有这种权力的人比缺乏这种权力的人更加能够办成事情,由此导致GDP的增长不是奇迹,而是很正常的事情,如果拥有权力介入经济而不能带来增长反倒是个人的无能。

  过去我们只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很多地方领导人的考核中,要考核经济增长这个指标。领导人当然有动力追求快捷有效的业绩,从而乐意派党政干部到企业兼职,促成企业尽快做大,经济快速增长。

  中国有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特点,人依附于人,人依附于权力,同样一个事情,由有权力的人去游说和由普通人去游说,效果是大不一样的,从这个意义上说,目前的经济多多少少有权力经济的意味。

  石磊: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,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这就包括政治权力退出市场,否则就难以完善市场体制。这与非市场经济时期的讨论不一样。

  现在的区别在于经济市场化是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,权力太多进入经济生活,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,导致权力腐败。

  现在强调领导干部不经商,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路线尚未明确的时候。经济市场化是1994年后,上世纪80年代是要惩治腐败,还不曾上升到权力腐败导致资源配置无效这个角度。现在的干部兼职清理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这其中就包括权力退出市场。

  石磊: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重视并提出这个问题,主要共同原因都是由于官介入商,极有可能把公共权力当作私人权力,这是制度和法理上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

  公共权力是受公众委托的权力,是公共品,应该是为人民服务,不是为个人获取好处。然而拥有公共品的人如果不受监督,再加上直接官商合一,公共权力很可能成为被个人用来捞取个人利益的社会资本。企业也想利用这个社会资本,两者都获得好处。然而社会福利未必增长,特别是损害了市场秩序和政治经济环境,这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都无法弥补的。

  公权公利和私权私利,一旦混为一体,一切正义和腐败都讲不清楚了,不得已,只能两者择其一:当官的就不要再去经商,经商的就不要再去当官。虽然这不一定对任何人都是最优的制度设计,但至少是一个次优的制度设计。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任何一个人的道德一定是健全的,只有用制度来保障公职人员难以利用公权换取私利,这就是要清除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。

  如今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,不可忽视的背景是,近年来官员和官员的亲属直接或者间接介入工商业的腐败案件,涉案金额都很大,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,现在必须重视了。

  从科学发展观来说,强调的是全面的发展,不仅仅是经济建设为中心。新一届领导,大力倡导建设政治文明,如今大家都在监督你,怎样落实政治文明,首先就看你怎样处理公权介入经济领域。

  《21世纪》:从1984年起,中央三令五申清除官员兼职,都未能很好地煞住此风,是否因为这方面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,从而容易出现反弹?

  石磊:实际上就这个问题立一个功能性法律,是有宪法基础的,宪法早就有反对官僚腐败的规定,反腐败仅仅借助党内纪律还不够,要借助法律。

  这次由组织部门提出问题,是作为党内纪律管理来处理这些问题,规格虽然比以往提高了,但还是作为组织内部来处理,还不是上升到法律角度,这就可能出现弹性。

  这实际上是与党内监督条例配套的,要监督一把手,与反腐败相关的司法独立应该进一步强调。

  把党的行为、监管、内部纪律处罚上升到法律高度,依法办事而不是依纪办事,这对于加强党的法制建设,完善党的领导有积极意义。而以前讲的都是理念,比如为人民服务等,这次三个代表写入宪法,就是党的法制建设一个重大举措。

 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导,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石磊,日前就清理官员兼职接受本报采访。石磊教授专事政治经济学研究,关注制度演进。

  石磊教授认为,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等导致的腐败由来已久,中央也曾三令五申严加制止,但都出现过反弹。此次清理,正逢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,权力恰当退出市场,对于市场经济体系、加强执政党的法制建设意义重大。

  《21世纪》:在浙江一些地方,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政府就曾派遣党政干部到企业挂职,兼任企业副总经理之类的职务,对这些企业的成长和地方经济增长都起过积极作用,而不久前官员到企业兼职又被一些地方政府明文提倡。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何在,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有何利弊?

  石磊: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,官商结合所导致的权力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加严重,至于在经济方面带来增长是不用怀疑的——因为有这种权力的人比缺乏这种权力的人更加能够办成事情,由此导致GDP的增长不是奇迹,而是很正常的事情,如果拥有权力介入经济而不能带来增长反倒是个人的无能。

  过去我们只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很多地方领导人的考核中,要考核经济增长这个指标。领导人当然有动力追求快捷有效的业绩,从而乐意派党政干部到企业兼职,促成企业尽快做大,经济快速增长。

  中国有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特点,人依附于人,人依附于权力,同样一个事情,由有权力的人去游说和由普通人去游说,效果是大不一样的,从这个意义上说,目前的经济多多少少有权力经济的意味。

  石磊: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,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这就包括政治权力退出市场,否则就难以完善市场体制。这与非市场经济时期的讨论不一样。

  现在的区别在于经济市场化是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,权力太多进入经济生活,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,导致权力腐败。

  现在强调领导干部不经商,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路线尚未明确的时候。经济市场化是1994年后,上世纪80年代是要惩治腐败,还不曾上升到权力腐败导致资源配置无效这个角度。现在的干部兼职清理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这其中就包括权力退出市场。

  石磊: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重视并提出这个问题,主要共同原因都是由于官介入商,极有可能把公共权力当作私人权力,这是制度和法理上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

  公共权力是受公众委托的权力,是公共品,应该是为人民服务,不是为个人获取好处。然而拥有公共品的人如果不受监督,再加上直接官商合一,公共权力很可能成为被个人用来捞取个人利益的社会资本。企业也想利用这个社会资本,两者都获得好处。然而社会福利未必增长,特别是损害了市场秩序和政治经济环境,这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都无法弥补的。

  公权公利和私权私利,一旦混为一体,一切正义和腐败都讲不清楚了,不得已,只能两者择其一:当官的就不要再去经商,经商的就不要再去当官。虽然这不一定对任何人都是最优的制度设计,但至少是一个次优的制度设计。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任何一个人的道德一定是健全的,只有用制度来保障公职人员难以利用公权换取私利,这就是要清除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。

  如今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,不可忽视的背景是,近年来官员和官员的亲属直接或者间接介入工商业的腐败案件,涉案金额都很大,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,现在必须重视了。

  从科学发展观来说,强调的是全面的发展,不仅仅是经济建设为中心。香港红姐经典,新一届领导,大力倡导建设政治文明,如今大家都在监督你,怎样落实政治文明,首先就看你怎样处理公权介入经济领域。

  《21世纪》:从1984年起,中央三令五申清除官员兼职,都未能很好地煞住此风,是否因为这方面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,从而容易出现反弹?

  石磊:实际上就这个问题立一个功能性法律,是有宪法基础的,宪法早就有反对官僚腐败的规定,反腐败仅仅借助党内纪律还不够,要借助法律。

  这次由组织部门提出问题,是作为党内纪律管理来处理这些问题,规格虽然比以往提高了,但还是作为组织内部来处理,还不是上升到法律角度,这就可能出现弹性。

  这实际上是与党内监督条例配套的,要监督一把手,与反腐败相关的司法独立应该进一步强调。

  把党的行为、监管、内部纪律处罚上升到法律高度,依法办事而不是依纪办事,这对于加强党的法制建设,完善党的领导有积极意义。而以前讲的都是理念,比如为人民服务等,这次三个代表写入宪法,就是党的法制建设一个重大举措。